党史学习之十一——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议召开的背景

1976年，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相继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中国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四人帮”借机加紧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长达10年之久的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把人们从连续不断的悲痛推向了多年没有的喜悦。

“文化大革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惨重灾难罄竹难书。但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段时期发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这就是：一方面揭批“四人帮”，另一方面又肯定甚至称赞“文化大革命”。

10月24日，北京召开庆祝粉碎“四人帮”的百万军民大会。第二天，“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号召全国人民“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广大干部群众普遍要求尽快消除“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严重后果，使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同时纠正“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冤假错案。当时，纠正冤假错案首先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要求澄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是非，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二是要求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然而，要解决这些重大问题，就不能不涉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涉及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由于长期形成的严重思想禁锢，这些重大问题一时成为难以触动的禁区。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篇社论在强调揭批“四人帮”是“当前的纲”，要“抓纲治国”的同时，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方针(后被称为“两个凡是”)。

粉碎“四人帮”后，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去世5人、被中央隔离审查4人，华国锋是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叶剑英是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主席因为毛泽东的逝世空缺，中共迫切需要重建中央领导核心。这时，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提前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便确定党的工作方针，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已经势在必行。为此，1977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提前召开党的十一大的决定。

“两个凡是”方针的推行，尤其是对邓小平的继续批评和对“天安门事件”的定性，引起一批老同志的不满。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云、王震等许多老同志起来反击“两个凡是”，郑重地、坚决地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恢复邓小平的工作。

时代的潮流难以阻挡，坚冰开始打破了。这年7月16日至21日，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追认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开除王、张、江、姚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此外，会议决定全部恢复“反击右倾翻案风”时邓小平被撤销的职务，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鉴于党的十大以来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十届三中全会批准3月中央工作会议关于提前召开党的十一大的决定，并为大会的召开作了必要的准备。全会一致通过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议程，讨论并基本通过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和党章修改草案，决定在1977年下半年的适当时间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8月11日，中共十一大预备会议召开。会议由华国锋主持，他在会议上报告了中共十一大的准备情况，说明了大会主席团及秘书处的设立、代表的组成及大会议程等事宜。汪东兴作了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上，代表们对政治局提出的主席团人员组成名单、主席团主席、副主席、大会秘书长进行了表决，通过了223人的主席团名单;选举华国锋为主席团主席，选举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选举汪东兴兼大会秘书长。预备会议对十一大的议程也进行了表决。

会议召开情况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510名，这时全国有党员3500多万。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政治报告；听取叶剑英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通过了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选出了新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当选的中央委员201名，候补中央委员132名。

8月19日，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央领导机构。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并由他们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华国锋、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小平、叶剑英、刘伯承、许世友、纪登奎、苏振华、李先念、李德生、吴德、余秋里、汪东兴、张廷发、陈永贵、陈锡联、耿飚、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冲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慕华、赵紫阳、赛福鼎·艾则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十一大政治报告宣布，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这次大会的历史责任，是要调动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在本世纪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大会通过的新党章对十大的党章作了一些必要修改，把“在本世纪，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写进总纲。

党的十一大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方面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限于历史条件，大会没能承担起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为实现历史转折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这一任务。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全会决定，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必须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从1979年起，把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全会认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全会指出：“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全会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等九人为中央委员。全会决定恢复成立并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些人事安排，从组织上加强了中央领导机构，保证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这次全会后，从党的指导思想的确立和实际工作的领导来说，邓小平已经成为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选举习仲勋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

会议召开的重要意义

中共十一大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方面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限于历史条件，大会没能承担起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为实现历史转折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这一任务。随后，在9月9日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上，华国锋把中共十一大路线概括为：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纲治国，继续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中共十一大的召开，使“文化大革命”中被打乱的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逐步得到恢复，开始走上正常轨道。在此基础上，一年多以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又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根本上转变。